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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万里茶道第一镇(二)

时间:2018-3-17 11:35:02 点击:

  核心提示:三、武夷茶与河红茶武夷山地区之所以成为万里茶道的起始点, 终究还是因为这里出产俄罗斯等欧洲国家迫切需要的武夷山红茶。“为什么武夷山茶会受到如此推崇?1638年,一位俄国贵族从蒙古商人手中换得两大桶武夷...

三、武夷茶与河红茶

武夷山地区之所以成为万里茶道的起始点, 终究还是因为这里出产俄罗斯等欧洲国家迫切需要的武夷山红茶。

“为什么武夷山茶会受到如此推崇?1638年,一位俄国贵族从蒙古商人手中换得两大桶武夷山的茶叶,作为礼物送给了沙皇。沙皇品尝之后如获至宝,武夷茶的大名在俄国上流社会中迅速传播开来。晋商榆次常家在与俄商接触的同时,敏锐的认识到武夷山茶孕藏着巨大的商机,俄罗斯气候寒冷,当地人蔬菜比较缺乏,吃肉食较多,需要发酵度比较高,含咖啡碱茶多酚高,有利于消化,有利于提高身体需要的热量的饮品。于是,一条从福建到俄罗斯的万里茶路应用而生了。当时一包市斤25斤的茶叶,贩到恰克图,利润高达六七两白银,一年下来一个茶庄分16万两白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6


清代铅山县江河分布图

关于万里茶道开通之后,晋商采购的武夷山茶,到底是福建省的武夷岩茶还是江西省的河红茶? 由于牵涉到谁是中国红茶鼻祖的问题,引起了茶叶史学界以及两省的地方史专家高度关注和争论。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武夷山南——福建省崇安县与武夷山北——江西省铅山县在万里茶道开通(清康熙三十一年,即公元1692 年)之前的种茶与制茶历史。

众所周知,福建是产茶之乡,自唐朝开饮茶之风尚,福建就以茶盛名。唐代陆羽《茶经》载:“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福州生闽县方山之阴。”方山露芽很早就成为名茶。唐朝末期,建州出产的茶叶异军突起,所谓“自建茶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数”。于是乎,官茶园、私茶园星罗棋布。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北苑茶,在北宋成为专供皇室享用的官茶园。周绛《茶苑总录》:“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为了区别与庶民饮用的茶,朝廷特地制作了龙凤模,派遣使臣到北苑监制团茶,这就是最为著名的北苑龙凤团茶。有了“御用”的金字招牌,建茶备受市场追捧,茶产量也就一直居高不下。仅从宋朝来看,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 年),单贡茶每年就产十万斤。南宋初年,建茶岁额八、九万斤。至明清时代更为发展。据《明史•食货志》,当时,全国贡茶总额4020 斤,其中福建茶就占2350斤,由此可见福建茶产之盛7


万里茶道起始段路线图

与赣东毗邻的武夷山南面的崇安地区,是福建盛产茶叶的中心地区。《崇安县志》记载:明嘉靖年间,崇安地区乡民普遍种植茶叶,年产10 万斤,到清光绪年间,年产量增加到70万斤。崇安县下梅村,因茶园、茶山多,茶叶质地优良,是茶商采购的重点村8。清嘉庆《崇安县志》记载:崇安县在武夷山南三十里,“山中土气宜茶,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夷茗甲于海内矣。”

回过头再来看看武夷山北面的铅山县历史上的产茶情况。从目前保存的明嘉靖《铅山县志》和明万历《铅书》以及清康熙、清乾隆《铅山县志》等志书来看,对铅山县制茶历史记载最丰富的当数明万历《铅书》了。


铅山县行政区位图

《铅书》“第五•食货书”记载:“二曰茗舛之利。凡石山带土者,两山夹岸者、阳崖者、阴峡者皆种以舛木。宋先有周山茶,有白水团茶,小龙凤团茶,皆以佐建安而上贡。今惟桐木山出者叶细而味甜,然终不如武夷味清苦而隽永。至三四月清明前后,始吐芽,山人无论男妇入山采芽,蹂作焙炒,………凌露而采,出膏者光,含膏者皱,宿制者黑,日制者黄,早取为茶,晚取为茗,紫者为上,绿者次之。三月清明前采笋为‘上春’,清明后采芽为‘二春’,四月以后采叶,则不入茶。”9这里提到宋代铅山县也生产“小龙凤团茶”,不过只是“佐建安而上供”,也就是说虽然铅山也地处武夷山区,也具备生产优质茶叶的自然条件,但终究没有山南的建州茶有名气。到了明代,铅山的茶叶已经成为当地排名第二的营利产业,所以茶叶种植得到了推广,以至于“凡石山带土者,两山夹岸者、阳崖者、阴峡者”都种上了茶叶树。

明天一阁嘉靖《铅山县志》卷四“贡赋”:“岁贡茶芽五斤八两”(P77)。“茶课钞一百二十锭一贯三百三十文”(P84)。这个数字比之山南的建州,相差悬殊。到明万历时期“今钱法酒税既不行,茶葛亦无贡,仅有楮币(纸)之供利天下,故四山之民多煮竹焉”10。清代康熙与乾隆时期,也仅是延续明嘉靖“岁贡茶芽五斤八两”的定额。对此,清康熙《铅山县志•食货》有明确的记载:“食货之类:茶有圃中所产,有深谷所产,然土人多不善制”11。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广信府志》上也有类似的记载。如清代康熙年间的《西江志》记载:“广信府:茶,七邑俱产,然土人多不善制”;康熙《广信府志》记载:()山谷也有种莳者,味清而薄,止供一泼,又制法最劣,大要焦熟始用,故品茶者不录。”乾隆《广信府志》记载:“铅实无佳茗,弋阳茶品甚劣,其它邑所产不过十许文。”由上述可知,自宋至清,包括铅山县在内的广信府各县都广泛栽种茶叶,且铅山也一直有茶上贡。但是在明清时期广信府各县生产之茶,在记载中有“不善制”、“无佳茗”之评。12

事实上, 当时在下梅最大的茶商邹家, 就是从邻近的江西省临川府的南丰县迁居过来的。据民国《崇安县新志》记载:“下梅邹姓,原籍江西之南丰。顺治年间邹元老由南丰迁上饶。其子邹茂章复由上饶到崇安以经营茶叶获资百余万,造民宅七十余栋,所居成市。……武夷岩茶为茶之总称后,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竹筏三百艘,转运不绝”。目前仍然雄踞于下梅村落中心的标志性建筑———邹氏家祠(图一,10:下梅邹氏家祠),就是下梅邹氏经营武夷茶叶获得巨大利润后,耗巨资建成的创业丰碑。

正因为当时地处武夷山东南的福建崇安等县,无论是茶庄的主人,还是采摘和加工制作茶叶的雇工和技师,大多是来自于武夷山西北的江西人,崇安本地人才会认为:惟有江西佬是武夷山开山种茶之始祖,惟有江西佬才是岩茶产造的大好佬13。针对于“不善制”一说,从民国时期《崇安县新志》的记载看,正好相反,所以广信土人“不善制”茶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那么,“不善制”的记载说明了什么,需要认真加以分析、解读。

成书于乾隆十八年(1753)以后的清刘靖《片刻余闲集》云:“山之第九曲尽,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所,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广信等处所产之茶,黑色红汤,土名江西乌,皆私售于星村各行……”。据《崇安县志》记载:“康熙十九年间,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竹筏300 多张,来往货物转运不绝”。乾隆《武夷山志》:“茶之产不一,崇、建、延、泉随地皆产,惟武夷为最,他产惟寒,此独性温也”。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福建《崇安县新志》记载:“武夷茶共分两大类,一为红茶,一为青茶,然均非本山所产,本山所产为岩茶。岩茶虽属青茶一种,然与普通青茶有别,其分类为奇种、名种、小种。”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所谓的武夷茶,无论是“红茶”还是“青茶”,实际上都不是武夷山“本山”(注:武夷山市范围)所产的“岩茶”,而是包括周边江西省广信府在内的整个武夷山地区所产的茶叶,只不过当时的茶叶集散地设在武夷山下的下梅、星村,所以才被外人称为武夷茶。


下梅邹氏家祠

因此,迄今为止,虽然茶叶界对中国红茶的起源存在争论,有说闽红是最早的红茶,有说江西铅山县河口的“河红茶”是红茶鼻祖,但是,武夷岩茶与河红茶都是在乾隆以后才出现的名词。按照红茶的特性,以及“江西乌”的制作手法“大要焦熟始用”和呈现的“黑色红汤”状态等,我们认为,明末清初时期在下梅、星村一带交易的“江西乌”才最有可能是中国红茶的鼻祖。而且,红茶的出现纯属偶然,纯粹是由于当时的茶庄片面追求产量,导致有些采摘下来的茶叶来不及焙制,堆积在一起,出现了发酵的情况。这种经过发酵的茶叶,在最初也许被人认为是一种粗劣的下等茶,所以被称为“江西乌”。但是,从茶叶制作技艺发展史看,“江西乌”是我国茶叶制作由“绿”转“红”的巨大变革,开创了茶叶制作历史新阶段。它的出现,极大冲击了此前国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对茶的品评标准,以至于引发乾隆时期大名士袁枚“其色如血”的恶评。由于红茶具有贮存时间长的优点,适合远销到欧洲等国外市场,反而逐渐成为了中国外销茶叶的最主要品种。

这个考证结果,与著名茶叶史专家詹罗九教授考证最早的出口绿茶为松萝茶,逻辑是一样的。“中国最早出口的茶品为什么是松萝茶和武夷茶? 简言之,天时地利人和也。《书岕茶别论后》记述的(宜兴)罗岕茶、(泉州)清源茶、(武夷山)武夷茶、(苏州)天池茶、虎丘茶、(杭州)龙井茶、(徽州)松萝茶、(庐山)云雾茶都产于中国东南地域。惟有武夷茶、松萝茶,分别产于武夷山、黄山这华东两大山区。建州、信州、徽州,地跨三省,南北相映,生态宜茶,宋元明清,茶文化脉络相连。明末清初徽商首先发现茶叶外贸的商机,“漂广东”,“发洋财”的谚语,在徽州一直流传至今。祖籍徽州婺源的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生于广东南海。祖辈就因业洋庄茶落户广东。经营松萝•屯绿的茶商,后来介入武夷•河红对外贸易,亦顺理成章。河口镇的徽州会馆就是佐证。为什么当年名满中华的六安茶无缘茶叶外贸呢? 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产区与北方销区相邻。若舍近求远,必本末倒置;二是商人不与朝庭争利。”14 因此,中国出口的最早红茶虽名为“武夷茶”,却不是建州等地当时出产的传统贡茶,更不是后来才有的小武夷山景区一带出产的武夷岩茶、正山小种等所谓的高档红茶,而是指大武夷山区出产的粗糙红茶,即“江西乌”。


“昭武地界”石刻

在了解了武夷茶的历史背景后,再来了解河红茶出现的历史背景就容易多了。

河红茶的出现,完全是由于清朝乾隆皇帝实施广州一口通商政策,福建沿海的出海港口被迫关闭,导致整个武夷山地区的茶叶贸易枢纽从福建省的崇安下梅、星村转移到了江西省的铅山县河口镇所造成的。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由于种种原因,清政府关闭了福建厦门等沿海港口,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贸易中心。一口通商后,广州茶叶出口增长很快,从1750 年出口茶叶3542 吨,增长到1833 年的20416 吨。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七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又颁布新的禁令:“(嘉庆)二十二年谕:……闽、皖商人贩运武夷、松萝茶叶,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嗣后着福建、安徽、及经由入粤之浙江省巡抚,严饬所属,广为出示晓谕:所有贩茶赴粤之商人,俱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赣江)过(大庾)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15

上面两条禁令的颁布,直接导致了“武夷茶”经福建厦门等沿海港口出口的路径被封堵,武夷山地域赣闽两省16 县的条红毛茶,被迫调转运输方向,从由北往南运往福建转为由南往北运往江西,全部集中到铅山河口镇精制加工与转运外销,河口镇由此声名大振,迅速发展,而下梅、星村的茶叶集散中心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曾经被称为武夷茶的“江西乌”,开始真正回归江西,被外商称为“河红茶”,即来自河口的红茶。

由于在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后的85 年里, 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大发展时期, 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铅山河口镇的空前繁荣与河红茶的辉煌历史。

清人袁干《茶市杂咏》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乾隆间,邑人邹茂章以茶叶起家二百余万。”16 从这条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即便是已经从上饶(所以称为“邑人”)迁居福建省崇安下梅的大茶商邹茂章等,在乾隆年间亦不得不到河口镇来与山西商人进行交易。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中俄签订《恰克图市约》,恰克图互市进入了鼎盛时期,中方买卖城成为漠北商业“都会”,清人何秋涛称其是“百货云集,市肆暄啸”的“朔漠之间一都会”,俄史称其为“西伯利亚汉堡”,西方史界更称其为“沙漠威尼斯”。南方的茶叶是恰克图市场的大宗商品,这时的河口镇成为了中俄万里茶道的主要茶源地,因此,河口镇自然也就成为了“万里茶道第一镇”。

清咸丰年间(18501861 年),长江水运受太平天国兵火影响,河口茶路一度中断数年,精明的晋商改为采运两湖茶,即湖南的安化和临湘的聂家市、湖北羊楼洞、崇阳和咸宁的茶叶,由陆路转水运至汉口集中。为了与英商争夺中国茶源,1874 年,俄商在汉口英租界下首江滩边开设顺丰茶厂,在兰陵路口设新泰茶厂,在南京路口设阜昌茶厂,用蒸汽机和水压机制作砖茶;1893 年,俄商又在上海路口设柏昌茶厂。同时,采用新的运茶线路,将传统万里茶道运至恰克图的北线陆路改为水路,由长江的黄金水道顺流下下运至上海,再从天津运到海参崴。不久,俄商又打通了汉口经上海至黑海敖德萨的海上通道,运程缩短,运费降低,利润增加。这时长江沿岸的汉口与九江就成了江南大宗茶叶外贸的加工与集散地,河口作为万里茶道上茶叶加工和外贸集散地的地位被取代。

此后,河口镇虽然不再是南方茶叶加工和贸易的中心,但仍是赣东北茶区外销中心。据铅山县令梁树棠呈文:“光绪廿年前,河口仍有大茶庄四十八家,所产茶可售四、五十万元。”17当时年产河红茶四、五万箱18,铅山河红茶仍畅销国外,供不应求19

另外,原先在河口制作红茶的茶师们也没有闲着,他们为了生计,开始分赴福建、浙江、安徽、湖南、广东、上海等地制茶、传艺。他们被茶界称为“河帮茶师”。时至今天,茶界同仁仍在传诵:“河口茶市通天下,河帮茶师遍全国”。

经过上述资料的梳理与考证, 我们对铅山县境内的万里茶道文化遗产的基本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首先,明确了铅山县在万里茶道上的重要地位。说它重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铅山县是中国最早出口红茶的产区之一;二、河口镇是茶叶北运、远销俄罗斯的万里茶道第一镇;三、河帮茶师是清朝中后期全国外销茶叶生产与加工的技术主力军。这三个方面决定了铅山县在中国茶叶外销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

其次,明确了铅山县万里茶道文化遗产的类型。铅山县万里茶道文化遗产的类型非常丰富,既有产区遗产、又有交通遗产,更有大量商贸遗产。由于这里还是茶叶加工技术的输出地,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铅山县的万里茶道文化遗产,无论是遗产的数量、还是遗产的类型,都是沿线很多市、县所无法比拟的。

第三,明确了我们应该调查的对象、调查的重点以及调查的路线,当然,也明白了此次调查的任务之艰巨。

【注释】

1.邓九刚:《茶叶之路》[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2.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OL]新华网.2013324“高层动态”。

3.【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出版20001月版。

4.新编《铅山县志》卷四,19909月版。

5.万历《铅书》第五“食货书”,P392

6.陆华农:《细说晋商万里茶路》。

7.滕振坤《河茶春秋》。

8.转引自施由民。

9.万历《铅书》第五“食货书”,P408

10.明万历《铅书》P392

11.清康熙《铅山县志》P442

12.转引自施由民。

13.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转引自施由民《清代及近代河口镇的茶叶贸易》。

14.詹如九《略论鸦片战争前茶叶对外贸易(三稿)》,江西含珠公司编《世事沧桑话河红》,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5月版。

1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30,页6。引自《中国近代贸易史料(1840-1895)》第一册,P27

16.衷斡:《茶市杂咏》;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7.光绪《江西农工商矿纪署》。

18.民国《江西通志稿•经济略》。

19.滕振坤:《河茶春秋》。

作者:不详 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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